公证遗嘱与家庭协议冲突如何认定？道华律师以协议履行精准抗辩，推翻一审判决，助委托人夺回军产房继承权

一、案情回顾

1、家庭房产购置以及家庭协议的签订和履行

张老太太与配偶陈先生都是退伍军人，二人婚后共育有两姐妹。陈先生于1995年因癌症去世后，张老太太凭借退伍军人的身份在1997年向干休所购买了当时居住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军产房并办理了房产证。

2011年，张老太太突发因脑梗塞入院并导致半身瘫痪，两姐妹随即签署《协议书》，明确约定妹妹自愿放弃对母亲名下军产房的继承权，军产房由姐姐继承，由姐姐支付妹妹20万元补偿款，并承担张老太太养老送终义务。协议签订后，姐姐依约支付补偿款，并协同丈夫、女儿王女士与张老太太共同居住在军产房，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

2、长辈接连患病离世，妹妹恶意控制老人并抛出公证遗嘱引发诉讼

后来，姐姐在2022年10月不幸确诊癌症并住院治疗，为了让女儿安心治疗，张老太太遂前往妹妹家中生活，但最终，姐姐还是在2024年2月因病去世。姐姐去世后，其丈夫和女儿在2024年4月将张老太太接回照顾。然而，不幸再次发生，张老太太在2024年6月也确诊了癌症并在7月开始住院治疗，而妹妹在得知后突然将张老太太从原医院转院并随后多次转至多家医院，期间不仅恶意阻止姐夫一家的探望，还立即挂失张老太太的全部银行卡、房产证等证件，全面控制老人的人身与财产。

2024年11月，张老太太因病去世，为了维护已逝母亲的合法权益，王女士以代位继承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照《协议书》继承张老太太的军产房。谁知妹妹在诉讼中突然拿出了一份张老太太在2024年10月订立的公证遗嘱，不仅主张继承张老太太的全部遗产和死亡抚恤金，还主张姐夫侵占了老人一百多万元的现金财产并要求其返还，双方因此产生激烈争议。

3、前代理律师消极应诉，唐律师临危受托接手案件

王女士此前委托的律师在看到对方提交的公证遗嘱后，主观预判案件胜诉概率极低，消极办案，即使临近开庭都没有开展任何证据梳理、法律抗辩的筹备工作。同时，法院在收到被告提交的公证遗嘱证据后，亦主动联系王女士，以公证遗嘱效力优先为由劝说其撤诉。在多重压力下，王女士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孤立无援，最终经亲友引荐，在距离一审开庭仅剩十余天的紧急关头，专程找到广东道华律师事务所，全权委托唐云虹律师团队接手案件，寻求破局之道。

二、争议焦点

接受委托后，经过与王女士的详谈沟通，结合案件双方的材料，唐云虹律师精准锁定案件的争议焦点以及核心难题：

1.《协议书》能否被认定为家庭复合型协议而非遗嘱是我方凭借该协议对抗公证遗嘱的关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四十二条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定，此前因王女士原代理律师并不清楚被告有这份2024年的公证遗嘱，因2011年的《协议书》签署后，张老太太同时公证处做了房产由姐姐继承的遗嘱，因此，该律师在撰写起诉状时主张该协议书有遗嘱的性质，并主张要按照遗嘱继承的规定继承案涉房产，然而，一旦2011年这份《协议书》被认定为遗嘱，协议的效力将必然被最后的这份2024年的公证遗嘱所覆盖，委托人的诉讼请求也会直接被驳回，因此对《协议书》性质的认定，是本案能否翻盘的核心前提。

2.姐姐患病并因病去世后，协议履行主体的变更对《协议书》是否实际履行的认定，是本案需要理清的争议难点

姐姐作为《协议书》的签署方以及义务的履行主体，在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因病无法继续履行，使得张老太太在2022年10月后的实际照顾、赡养方由妹妹以及姐姐的丈夫和女儿代为进行。加之姐姐作为履行主体先于被继承人张老太太去世，此时原协议约定的赡养义务是否发生履行主体的承继变更，已经完成的赡养履行部分是否应当认定为协议内容的有效履行，是本案需要理清的关键争议问题。

不仅如此，在姐姐患病期间，张老太太一直居住在妹妹家中，而非与姐姐的的丈夫以及女儿生活，这是否属于妹妹以实际行为阻却原协议约定的后续赡养义务履行，进而能否以此认定原协议已无法履行、协议效力自然终止，也是本案需要厘清的另一核心问题。

3、《协议书》中妹妹放弃房产继承权的约定先于继承发生前，对于该放弃的行为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而该《协议书》做出时，张老太太还在世，继承还未开始，因此本案中妹妹在继承开始前作出的放弃房产继承权的意思表示，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效要件，我方能否据此协议主张该预先放弃的约定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也属于本案需要裁判认定的核心争议之一。除此之外，本案中妹妹后续拿出的张老太太生前所做的公证遗嘱，订立时间晚于案涉《协议书》，那么这份公证遗嘱能否直接否定在先《协议书》的效力，即“最后遗嘱优先”的裁判规则能否直接适用于本案，也是本案的争议要点。

4.老人生前的自愿赠反被妹妹主张姐夫转移财产，我方存在举证困境。

被告于2024年7月将老人转移后，陆续将老人的房产证、户口本、银行卡等全部挂失补办，并将张老太太名下自2012年至今的全部银行流水打出并作为证据提交，向法院提起反诉，称在姐夫在姐姐患病期间未经老人同意擅自大额取出其账户内存款，主张该部分被转移财产也属于遗产并追加姐夫为本案当事人，要求姐夫返还155万元的现金存款。事实上，该部分款项的转出均是经过了张老太太的同意，其中有60万余元的大额转出系老人无偿赠与大女儿用于医疗费用的款项，然而因当时均为电话沟通，并未留存任何记录或书面材料证实，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如在本案中无法证明当时的赠与事实，姐夫将面临被判决返还该大额款项的不利后果，王女士整个家庭的合法财产权益都将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办案经过

（一）一审阶段：面对仅有十余天的准备时间，唐云虹律师及其团队紧锣密鼓的开展应诉工作，唐云虹律师统筹把控本案诉讼策略、证据补强、法律说理、庭审辩论，团队配合全面落实执行诉讼策略，形成多重闭环式精准抗辩体系：

1、全盘重塑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证据目录的论证方向，确认《协议书》为复合型家庭协议而非遗嘱性质的协议。

（1）重新梳理并起稿起诉状，补全起诉材料漏洞，规避“在后遗嘱优先于在先遗嘱”规则的适用。

在梳理案件材料后，唐云虹律师第一时间发现我方起诉状中将《协议书》陈述为是带有遗嘱性质的协议，这一陈述漏洞极有可能导致该协议被《民法典》第一千一四十二条关于遗嘱的规定而认定无效。在此情况下，唐云虹律师对《协议书》进行深度分析，发现《协议书》中不仅约定了遗产继承权，还约定姐姐为张老太太养老送终义务这一赡养性质的条款，且协议是以两姐妹为签署方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并不符合法定的遗嘱形式。

据此，唐云虹律师在原起诉状的基础上重新起稿，专门针对起诉状的事实理由部分进行修正和变更，在变更的起诉状中重新就协议书的内容及性质重新进行论述，从《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内容构成、实际履行情况多个维度明确了协议并非遗嘱性质，主张《协议书》实质上是具备放弃继承权声明、赡养协议等多项性质的复合型协议，不能将《协议书》认定为单一的遗嘱性质的文书，更不能直接当然适用遗嘱的先后顺序规则否定在先《协议书》的效力。

（2）重新梳理整合证据，补全的证据链条，证明协议实际履行事实。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而本案的《协议书》中，协议书不仅约定有军产房由大女儿继承取得的条款，还约定有大女儿负责张老太太养老送终义务的条款，因此，为证明协议已经生效不得解除，唐云虹律师团队对已有的证据重新分类整理，在强调协议约定的20万元补偿款已付事实的同时，围绕《协议书》已经得到实际履行这一核心，补充编排了大女儿在《协议书》签署后多年来为张老太太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的各类票据，以及聘请护工照顾陪护的雇佣合同等证据，按照协议签订、款项支付、实际赡养三个环节梳理排序，清晰呈现出大女儿一方已经依约完成了协议义务的事实，弥补了原起诉证据因公证遗嘱的出现而产生的方案漏洞，让法官能够直观完整地了解案件真实履行情况，从而认可协议的效力。

2、小女儿反诉要求姐夫返还上百万现金财产，唐云虹律师精准抗辩，组织举证证明款项用途和赠与事实。

（1）从程序层面抗辩提出案涉款项不属于遗产，反诉不属于本案继承纠纷审理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33条第三款的规定，“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无关联的，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另行起诉”，针对妹妹提出的返还现金款项的反诉请求，唐云虹律师基于《民法典》第 1122 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一继承法领域的法律规定，对妹妹方交的全部银行流水逐一梳理核对，标记出每一笔有争议转账的时间、金额，指出其主张返还的款项转账发生时间均发生在被继承人生前，不属于遗产，而是属于财产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并非遗产分割争议，不属于本案继承纠纷审理范围。因此，唐云虹律师当庭提出该反诉请求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抗辩意见，请求法院对该部分反诉请求不予处理，从程序层面对妹妹的反诉请求做出抗辩。

（2）针对该部分款项的性质，唐云虹律师指导当事人逐一核实款项的支取背景，通过组织整理、提交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妹妹所诉请的所有转账均是按照张老太太的意思处分：

其一，大女儿患病前的阶段，我方提交了大量由大女儿代取款、代签字的缴费单据，并结合张老太太当时的身体状态，围绕张老太太彼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曾多次自行前往银行办理业务，对账目清晰知情，且长期授意大女儿代为管账、打理理财事务的事实，证明该阶段账户内的转账操作均为老人的自主行为。

其二，对于大女儿患病期间的款项，我方结合张老太太当时主动前往妹妹家中居住、姐姐仍在接受治疗的实际情况，梳理出该阶段姐姐的丈夫和女儿仍持续向张老太太账户转款用于日常生活和医疗开支的转账记录，证实我方始终在主动承担赡养照料的经济责任，不存在侵占老人财产的行为；同时提交姐姐住院期间医疗费清单及住院单，从而证明该期间内的大额转账正是经老人授意赠与姐姐的抗癌治疗的资金，完全符合家庭日常生活常理，不存在所谓的擅自侵占财产情形。

其三，针对大女儿去世后其丈夫代领、代管账户至张老太太患病住院这一期间，唐云虹律师随即提交期间的账本、应开支的支付凭证、费用单据等一系列证据，逐一对应对方主张的每一笔款项，清晰证明姐夫不存在非法侵占老太太财产的行为。

最终，在一审判决中，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对于小女儿主张要求返还的现金款项，法院认为其无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由原告、大女儿或其丈夫支取，并采信了我方主张的赠与事实，认定小女儿的该主张无事实依据，并予以驳回。

然而，对于房产继承的份额，一审法院以在2022年8月之后，大女儿未再与老人共同生活居住，主要由小女儿照顾，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为由，认定《协议书》中的“养老送终”义务并未完全实际履行，判令军产房由小女儿继承100%的份额。

（二）二审阶段：一审判决虽认定协议未完全履行，却同样未否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为我方上诉争取权益的重要基础，我方抓紧上诉期时间重新核对了全部证据材料，聚焦“养老送终”义务履行这一核心争议，同时补充了沟通记录、证人证言等对应证据，围绕履约规则和公平原则梳理了全新的上诉意见，提交给了二审法院:

1、针对一审判决书中以大女儿患病后实际赡养情况发生变更而认定协议未完全履行的逻辑误区，唐云虹律师深度梳理案件事实，从事实与法律层面逐项展开论证：

（1）养老义务履行不以共同居住为唯一判断标准：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赡养人不能亲自照料的，可按照老年人意愿委托他人照料”，针对一审判决中认定在大女儿患病后并未与张老太太共同居住生活，因此协议的养老义务并未履行的事由，唐云虹律师指出《协议书》中仅有负责养老送终这一概括性约定，并未明确约定养老义务的履行方式及标准，即大女儿是否与张老太太共同居住不是其协议是否履行的认定标准。同时，2022 年 8 月后张老太太前往小女儿家中暂住，系因大女儿罹患重病，老人为减轻其负担作出的自主选择，而大女儿的家属在此期间持续通过经济补贴、聘请保姆、探望陪护等方式履行养老义务，并非协议履行中断，一审将共同居住作为履约的硬性标准，不当加重了协议义务人的责任。

（2）厘清法定赡养义务与协议约定义务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因此，即使张老太太在大女儿患病后与小女儿居住，而小女儿有照料母亲的事实，其照顾行为属于履行自身法定赡养义务，该行为可与大女儿一方的协议履约行为同时并存。

唐云虹律师进一步指出，案涉《协议书》中关于养老义务和房产分配的约定，是家庭成员在自愿协商基础上对权利义务作出的安排，法定赡养义务是法律对所有成年子女的强制性要求，两者并非互斥关系，不能以一方履行自身法定义务，就当然否定另一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事实。一审混淆了法定赡养义务与约定义务的法律性质，错误推定 “刘杰照料老人即代表对方未履行协议义务”，存在明显的事实与逻辑错误。

（3）原履约主体刘琳去世后，养老义务已发生事实承继：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虽然未签订书面变更文件，但在大女儿去世后，其继承人，即其女儿和配偶依照协议约定接续承担起老人居家照护、就医陪护、丧葬出资等全部养老送终义务。而张老太太自愿搬回共同生活接受照料，小女儿以配合搬家、接收款项、未提出异议的行为予以接受，也未在此期间提出要求解除案涉《协议书》，案涉协议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一审就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2、明确《协议书》的复合性质，属于多方合意的家庭协议不能被单方遗嘱随意推翻，从而否定“最后遗嘱优先”规则的直接适用：

其一，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案涉《协议书》是涉及财产对价、继承权处分、养老分工的有偿合同，并非遗嘱，非经各方协商一致不得单方变更或解除。在已经部分履行的情况下，该协议对签署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张老太太事后订立的遗嘱属于单方法律行为，不能直接否定在先生效、已经实际履行的多方协议效力，不能直接适用遗嘱先后顺序规则否定协议效力，而应当尊重当事人在此前对遗产分配以及继承权作出的明确安排，维护已实际履行的协议的效力。一审在认定协议未履行的基础上直接采信后立遗嘱处置房产，法律适用不当。

其二，小女儿作为放弃房屋继承权并收取20万元对价款的一方，不仅早已取得 20 万元补偿款，在陈1患病以及去世后从未对协议的履行以及效力提出异议，亦从未提出返还该笔20万元对价款作为对放弃房屋继承权的撤销。因此，唐云虹律师通过翻阅《协议书》签署时，即2011年案涉房屋所在地段的房屋地价以及2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搜集并提交了2011年各大平台与广州越秀区房价的相关新闻文章作为证据，证明小女儿当年已经以取得房屋现金价值作为放弃继承权的合理对价，其获取对价的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小女儿实际上已经通过实际行动认可了协议的效力，不应在多年后反悔通过公证遗嘱重新争夺房产。

其三，根据《民法典》第七条诚实信用原则，刘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署协议自愿放弃房产继承并取得公平合理的对价，在未返还补偿款的情况下，借助订立新遗嘱试图重新取得房产，本质上是违反协议约定的反悔行为，有违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其诉求不应得到法律支持。

3、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唐云虹律师进一步就本案核心的履约主体承继问题进行梳理，并整理提交协议履行的各项环节对应的支付凭证、沟通记录、丧葬单据等证据佐证：在大女儿去世后，其继承人均按照协议约定，接续履行了对张老太太的养老送终义务，张老太太以及小女儿对此均知情且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协议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协议已明确约定案涉军产房的权利归属，在后的公证遗嘱无法推翻在先有效协议的约定,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确认案涉房屋由大女儿的继承人继承。

四、办案结果

本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结合道华律师团队提交的完整证据链、专业质证意见及精准的法律论证，二审法院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全案证据，判决如下：

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继承人名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房屋由陈2继承取得二分之一产权份额，王3继承取得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五、办案心得

本案相较一般的遗嘱继承纠纷，不仅诉争的遗产为具备特殊性质的军产房，且在案件的核心——遗嘱上，原被告之间各自提交的家庭协议、公证遗嘱之间，有着明确的效力冲突。而案件历经一审败诉、二审艰难改判的全过程，唐云虹律师透过本案的办理，得到几点启发：

第一，重大利益处置的家庭协议，应当交由专业婚姻家事律师拟定审核，防范文本漏洞带来高额维权成本。本案案涉《协议书》虽为家庭成员真实意思表示，但因并非家事专业律师起草，协议条文较为简略，并载有“放弃继承权”、“遗嘱”等字眼，令协议极易被误认为遗嘱而非家庭协议，为后续家庭矛盾爆发埋下隐患，使得当事人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人力、财力启动一审、二审程序进行维权。这也提醒大众，涉及房产归属、继承权放弃、赡养义务划分这类关乎重大财产权益的家庭约定，切忌自行草拟或由非专业律师起草，专业律师能够提前预判情势变更风险，完善合同条款，从源头减少家庭诉讼纷争。

第二，面对公证遗嘱，切忌直接对抗遗嘱本身效力，要善于从在先协议性质、对价履行事实等多角度构建抗辩逻辑。公证遗嘱因公证程序加持，具备较强的证据外观，实务中不少案件会陷入直接否定公证遗嘱效力的抗辩误区，举证难度极大。本案代理并未把重心放在否定公证遗嘱本身，而是另辟蹊径，着重论证案涉文书属于有偿复合型家庭合同而非遗嘱，结合款项给付、实际赡养履约事实，厘清多方合意合同与单方法律行为的法律边界，以此阻隔 “在后遗嘱优先” 规则的适用，最终获得二审法院采纳。换言之，面对存在在先家庭财产约定的纠纷，诉讼代理人不应被公证遗嘱的优势证据身份限制思路，应当跳出“遗嘱效力之争”的惯性思维，找准案件核心法律关系，通过搭建更符合客观事实的抗辩路径，才能帮助委托人争取到合法的财产权益。

第三，承担赡养义务、代管老人财产，务必强化证据留存意识，规避继承阶段的举证风险。家事纠纷之中，口头约定居多，证据留存往往容易被当事人忽视。实际照料老人的子女或亲属，在履行赡养义务时，应当妥善保管医疗费、护理费、保姆费等支付凭证、聊天沟通记录等；如代为管理老人银行卡、处置大额资金，应当尽量留存老人书面授权、确认材料，避免仅有口头沟通。一旦发生继承诉讼，若无相应证据支撑，代管款项极易被对方主张为擅自转移遗产，当事人将承担沉重的举证责任，甚至要承担返还财产的不利后果。

家事案件从来不止是法律条文的博弈，背后交织着亲情伦理与财产利益。一纸协议、一份遗嘱，既承载着长辈对家人的情感寄托，也决定着家庭成员的财产归宿。提前做好法律规划、重视文书质量、树立证据意识，既是守护家庭财富，也是最大限度保全珍贵的亲情，避免亲人之间对簿公堂。

七、案涉法律法规索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第四百九十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